用镜头目击社会百态-访著名摄影家胡杨

人物小札

胡楊,社會紀實攝影家。作品有“上海影像三部曲”一一《上海人家》、《上海弄堂》、《上海青年》,以及《愛情》、《社會陰霾》、《在路上》系列專題。攝影作品曾參加美國聯合國大廈、美國紐約國際攝影中心三年展、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法國東京宮美術館、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澳大利亞昆士蘭美術館、奧地利現代藝術博物館、芬蘭國家美術館和當代藝術博物館、荷蘭攝影博物館、俄羅斯攝影雙年展、北京今日美術館、廣東攝影雙年展、山西平遙攝影節,攝影集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和德國科隆火炬手出版社出版,作品被澳大利亞昆士蘭美術館、廣東美術館、山西平遙攝影博物館、香格納畫廊展覽等60多个展览,作品被各國美術館、博物館、各機構和私人收藏達387幅。

胡楊出生在上海一個家境殷實的人家,他的祖上是有名的“金華火腿”創始人。童年生活的無憂無慮,造就了他“理想的現實主義”人格,同時也孕育了他身上那種隨處可見的藝術氣質。但是在那個錯誤的年代,錯誤的背景之下,胡楊帶著一身的藝術氣質與清風傲骨混雜在那些拿著大號的玻璃瓶,泡著濃茶,說著黃段子的技工中,拉著他的二胡,沉浸在音樂藝術的王國裏,理想與現實的反差,讓胡楊感到迷茫而痛苦。胡楊說:我曾經很努力地想去融入我周圍人的生活之中,但是卻不行。現在我才知道,我不屬於那種生活,所以我進不去。

因爲家境不錯,在那個中國人家庭很少擁有照相機的年代,胡楊家裏有臺照相機。拿著相機,將世間萬物定格在自己的視線之中,然後躲在暗房裏,看著一張張相紙在顯影液中映出千姿百態的影像的神秘感吸引了胡楊,於是他毫不猶豫的選擇了攝影這條被俗稱爲“敗家子”的發展道路。但是胡楊說:那段生活在最底層的生活經驗給我靈感,也爲我日後的創作與思考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爲了學攝影,胡楊可以說費盡心思。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市場上沒有相關書籍出售,胡楊跑遍上海所有的圖書館查資料。那時候人們正在爲考大學而拼命,去圖書館的人很多,要排隊才能進去。爲了這個進圖書館的機會,胡楊早晨六、七點鐘就去排隊,帶著喫的,在圖書館一呆就是一整天。他說,復旦大學有一套新聞攝影教材,因爲買不到,所以我只能從別人手裏借來厚厚的兩本教材硬是手寫抄了下來。就這樣,憑借著這種對藝術的癡迷與熱愛,胡楊奔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用他的鏡頭,用他的獨特視覺,記錄了那些散落在上海的邊邊角角裏的人間萬象。

結婚成家之後的胡楊要爲生活而奔波了,於是他與人合作從事廣告生意。當年賺錢很容易。胡楊說,當時一起做廣告的朋友,現在都成了億萬富翁,然而,做了一段時間,胡楊意識到那種完全被商業化了的攝影不屬於他的領域,物質生活的滿足遠遠豐腴不了他內心的追求。所以他又改行做影視劇、甚至應上海著名的富人雜志《 Shanghai Tatel》聘請做攝影編輯兼記者,月薪上萬。但是,胡楊說:幹那個,我就是一個每月印出上萬元鈔票的機器,那種讓我看到了退休的生活很可怕。於是胡楊徹底放棄了通過攝影賺大錢的想法,潛心繼續做他喜歡的社會紀實攝影。

“上海影像三部曲”

認識胡楊多年,無論是在工作場合,還是私人聚會上,從沒見過他像其他專業攝影師那樣帶著複雜的器材。毋庸置疑,胡楊是個邊緣人。在他的眼裏絕對不是我們常人所能感受的普世眾生。他的那些黑白與色彩、貧富與貴賤的極大反差折射出他內心深處的鮮明與思考,他用了三十年的時間,穿梭於上海的大街小巷裏,拍攝完成了“上海影像三部曲”——《上海人家》、《上海弄堂》、《上海青年》專題。走進上海人的生活,探訪他們的內心世界。在他的鏡頭下,一向深藏不露、戒備重重的上海屋簷下人們的日常起居生活的現狀、痛苦及憧憬被定格下來。

《上海人家》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被評論家稱爲上海的“影像地方志”。透過其中的每一幅照片,我們仿佛看到了上海這個大都市形形色色的細胞,而它們彼此之間的反差對比則蘊含著耐人尋味的複雜意味。透過胡楊的鏡頭,我們似乎窺探到不同的人和他們不同的生活以及他們不同的思維。所有這些細節都可以在照片中得到解答,但又會激發出更多的想象和猜測,每次看這部作品,即便是同一張照片都會讓你解讀出新的含義,並引向新的線索,又可能帶出新的疑惑。其中深意源遠流長。

《上海人家》講述的是大時代下的無數個小故事。從《上海人家》的一幅幅照片中我們會從中發現,時代的大潮對形形色色的上海人生活的沖擊:有些人是躊躇滿志的時代浪尖弄潮兒;有些人窮困潦倒地被時代浪潮所淹沒;而更多的人則是在時代的波濤洶湧中踏浪前行。

同樣,《上海弄堂》的焦點仍然是日常生活世界,然而老上海弄堂文化的背景賦予了這個專題的作品更沉重的歷史感。所以《上海弄堂》中多以黑白照片爲主,隨處可見老上海的懷舊話題,一個評論家用“卸了妝”的上海來評價胡楊鏡頭裏的“上海弄堂”。那些隱藏於繁華都市背後狹小髒亂的弄堂裏的形形色色,胡楊將那些無可炫耀的平淡拍出了生動,拍出了真實。大量的黑白片的采用暗示了上海弄堂裏的窘迫與不堪,似乎是關於“往昔歲月”的沒有色彩。它引領我們穿過時間的隧道與心靈的空間,重返往昔的弄堂,尋訪那些霓虹燈下的角落裏的生活。每一幅畫面,每一個故事都飽含著極爲複雜的態度與思考。在胡楊的眼裏,上海弄堂裏沒有浪漫主義的唯美,也沒有過渡懷舊的傷感。他只是真實地詮釋著上海人們生活的面面觀。

如果說《上海弄堂》著眼於過往,那麼三部曲中的《上海青年》則更多地是面向未來。胡楊先後采訪了300位上海青年,選編出100多幅作品,展現了上海70後及80後的生活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這部作品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影像”,胡楊還對每個被訪者做了問卷調查。每個年輕人對28個問題一一作答,像是某種“心靈自白”,既透露出個人的身份與氣質傾向,又表達了自己對人生追求與想象。這些答卷與他們各自的肖像對應起來,形成了影像與文本的互動,生成出一部具有豐富社會涵義的作品。

胡楊說,我選擇了上海影像三部曲作爲自己拍攝的專題有偶然也有必然,我攝影的宗旨其實非常簡單:一是社會需要,二是自己喜歡,能夠將兩者融合在一起,既有社會效益又能產生經濟效益,真是非常幸運。今天,胡楊把攝影學、社會影像學和歷史文獻學很好的結合到一起,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胡楊聊他的專題系列攝影

很多攝影人的攝影理念首先是拍出的照片一定要漂亮,可是胡楊說:我一貫的攝影理念首先是社會需要,其次是我能夠把握住,因爲很多選題,我看到、意識到,但是我拿不下,自己的內涵、素養不夠,這就需要慢慢的積累,到了這個份上以後,才能去做。但是自己如果沒有意識到的話,就更難。這就是胡楊所特有的邊緣人的思維,思考問題的角度很像是知識分子。胡楊說:對,攝影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社會公共知識分子,他對社會是有擔當的。我當然很清楚,照相機,可以作爲大人的玩具,可以作爲“印鈔機”,也就是商業攝影,可以去抒情,花前月下。同時它還是一個媒介,是可以去表達對社會、對人生、對大自然的一種看法和感受,我更注重的是最後這一點。

拍攝《上海人家》時,胡楊敲開了500多戶人家的門,拍攝“LOVE”系列時,胡楊采訪了300多個受訪者,可見我們這位“邊緣人”的突破能力麼可見一斑,他似乎非常容易進入各個年齡層的被拍者家中,或者讓他們分享隱私感受。胡楊說:很多人確實也談到這個問題,他們之前問我說,你爲什麼能夠進入到500多家人家去拍攝?《大眾攝影》當時的主編高琴,她說這個選題太好了,要在雜志上號召各地的攝影人去拍某某人家,集合起來做一個《中國人家》。我說,Good Idea!後來真的號召了,很多人響應,但是做不出來。有人給雜志社寫信、打電話問,胡楊的照片看上去這麼簡單,我們也會拍,爲什麼就做不出來?其實做這樣的選題,不僅僅是攝影技術的問題。別人憑什麼要在短時間裏接納一個陌生人?還是一個拿著照相機的人來到家裏拍照片?可能我的溝通能力、交際能力是比較強一些,一方面我自己做過記者,也做過編輯,在電視臺做過欄目專題,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我曾經自學過社會學、歷史影像文獻學、心理學,琢磨怎麼和人打交道。我面對的第一扇門是被訪者家裏的門,第二扇是他們心靈上的門。

胡楊在給受訪者拍攝之前,都會給受訪者提三個問題:你現在生活狀況如何?你最大的幸福(或者心願)是什麼?你最大的痛苦是什麼?同樣,胡楊也給出了他自己對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我現在生活很幸福,每天作息時間是自己支配,沒有一個人可以命令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選題,自己有一定經濟和物質基礎可以支撐。我最大的心願是找到心靈伴侶,這個可遇不可求。不說中國人的婚姻,國外也一樣,我自己做了很多采訪,人類的婚姻質量真是不高。最後的話,有朋友問過我是否有遺憾,我可能沒有,因爲想做的事情已經都做了。移民前,有人叫我不要走,到了國外要重新開始,何必呢?我覺得要有歸零的勇氣,否則在國內一眼看到頭了的感覺。現在我的作品被世界各國的美術館收藏,畫冊銷售也不錯,知名度尚可,我把愛好做成了職業,做成了事業,在這點上我很幸運,也知道知足。

針對胡楊在加拿大拍攝的“Love”系列,他通常會問受訪者你經歷過愛情嗎?我指的是真正的愛情。愛情給你的感受是什麼樣的?你進入一段關係前會考慮哪些因素?你理想中的愛情是什麼樣子?畫面上,進入別人家中或者生活範圍,每個人對愛情的表達不一樣,親密的、儒雅的,也有兩口子直接在鏡頭前面吵架。胡楊說這也是一種愛。我的這種釆訪,有點像古代著名作家蒲松齡在村口路邊的樹下設茶攤,過路的人願意坐下來喝杯茶,講講故事,只不過我是開著車子到人家裏去聽故事。

記得前不久我參加胡楊的“在路上”系列作品發佈會,聽見有人說看不懂這些作品的寓意,我將這種說法反饋給胡楊,胡楊微微一笑說:我沒移民加拿大前,一家廣告公司在上海經貿大廈開會,請我去給他們講半天課,講《上海人家》,當時我覺得很奇怪,廣告行業和我有什麼關係?聯系我的工作人員說,這次來開會的是該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客戶企業,他們的產品都希望進駐中國,他們想了解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所以請你來。我立刻明白了,這樣一個選題,其實方方面面的人都是從他們各自的角度去看。有時我經常會隱沒在展覽的人群裏,去聽他們的反應,覺得看不進去沒問題,愛思考的人會從更有生命力的角度去理解我的作品。新華社編輯陳小波曾經和我說,胡楊你很厲害,你什麼都沒說,但又什麼都說了。說句心裏話,她是真正看懂了。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爲胡楊的作品要比許多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包含著更爲豐富的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文獻價值。從某種程度上說比歷史學家的筆還要厲害,這些珍貴的鏡頭對於後人研究這個時代的歷史,有著巨大的參考價值。爲此,我們要感謝這樣一個人,在這樣一個時代,作出的這樣一份獨特而又珍貴的文化努力與奉獻。